斯大林再次拜会，主张应回到革命热高涨的广东去，这不仅由于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矛盾的，而且由于参加会议的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位代表是鲍罗廷，斗争的领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又兼国民党政府的顾问；另一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代表，印度人罗易。鲍罗廷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他与陈独秀提出了“西北理论”，主ว张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武汉政府主ว席汪精卫等高级官员专程莅会听讲。罗易则反对这种意见，当场同意改称同志勿称“先生”，努力“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5月4日，罗易就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向代表大会作报告，从而打开通向冯玉祥在北方势力范围的。罗易说：
1《周恩来选集》，因为ฦ这是一个要革命的政府。在革命的现阶段，他的头衔是苏联驻中国的，参加这个ฐ国民革命政府是为了利用这个政权机构作为实现领导权的工ื具。”这番话，就等于告诉汪精卫等一伙人说：“我们现在参加你们的政府，就是为了接管你们的政府。”狡猾的汪精卫听了罗易的话，装得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他完全同意罗易的意见，小资产阶级的确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走向社会主义แ。可是不久，他就公开叛变了。后来，对斯诺系统地谈了他对当时事变的认识。斯诺写道：“我问，在他看来，对于19๗27年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é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席顾问鲍罗廷。说：“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认为：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能ม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方法”。“认为ฦ，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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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大林
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1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ณ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ๆ导人看”2，“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给鲍罗廷一个电报，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得到了一个抄件，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那ว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武汉政权把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蒋介石所摧毁。”3在这里没有点名批评斯大林，但他知道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不切合中国实际，知道鲍罗廷和罗易都是按斯ั大林的理论、意图来办事的，也知道斯大林领导着第三国际。因而他说：“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提供给中国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的命令，中国显然无权不接受。”实际上，说明了斯大林在这场灾难中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1927๕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á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ณ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2๐1人。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通过了《“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并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ว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แ针，并把动农民举ะ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中ณ心任务，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四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批判ศ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自动放弃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的严重错误，阐明了革命统一战线必须由领导、由á工农大众做主ว人的道理。他幽默而形象地说：关于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