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新疆抗日民族统战线1
193๑7年7月间，我和他同住西屋，对外称新兵营。我们在那里休整学习。名义上是盛世才招待，实际是苏联出钱，每人每天有斤ภ羊肉吃。长期艰苦行军战斗生活之后，不谈过去的事，吃了饭就想睡觉，在兰州车站，差不多睡了十天。陈云当时的方针是：要大家好好休息，休息下，怕谈起来影响同志关系。
大家乘车到西安后，比较熟悉了，他是党委成员。西路军余，其他人住在排三间的上房。我有时就和他谈谈党的政策党的历史和苏维埃运动中的失误，只是不提张国焘的姓名，但说明党内问题总是要搞清楚的。看样子他内心非常苦恼，但从不表态。
陈云滕代远迪化北门外军校操场。50多辆苏式大卡车整齐地排列着，准备出发。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奉命到场照料车队。边务处位科长携同译电员带着密电码同车队起出发，以便随时向盛世才报告情况。
新兵营大门
我离开家乡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参加红军，转战川陕，长征跋涉，西征河西，路走来，居无定所，从没有机会给家里写信。新疆新兵营比较安定，我给父亲写了封信。我识字不多，写信吃力，刘ถ寅说“我帮你写”。后来听说父亲回了封信，但我没有见到信，那时我已回了延安，是别人告诉我的。父亲是篾匠，母亲双目失明。我四岁时母亲去世，跟奶奶和父亲过，十岁时奶奶去世后，我给人家放了年牛，此后跟着父亲串ธ户干活。父亲生在河南，逃荒到了安徽，祖上三代篾匠。我小时在家吃红薯包米大米饭，有时缺粮，也吃麦麸子。父亲认为干篾匠没有出息，常对我说：“你愿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参加红军时只有十二岁，可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只有我个儿子，红军没有离开鄂豫皖我在独山县保卫局看守连时，看过我次。父亲连门都没有进，说说话就走了。那时，保卫局要求严，外人不能接触。我再给父亲写信，见到父亲，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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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长期南征北战，很少有安定的学习环境。大家珍惜新兵营通讯训练班来之不易的学习时间，每个人都燃烧着热情，争分夺秒，争先恐后。经过培训，大家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我们19๗38年初结业，由刘寅带队，4月份回到延安。我们是新า兵营第批回延安的，乘苏联援华物资车队的汽车，有两辆车坐着我们的人。
我们的车到兰州，原以为路顺风，不曾想横生枝节。车队到达兰州ะ黄河铁桥，苏联援华物资车队去交接地卸货。黄河铁桥桥头有国民党哨卡，我们两辆车上的全体人员下车接受检查。
哨兵查问：“车上装的什么？”
我们回答：“些药品。”
哨兵问：“都是干什么的？”
我们回答：“苏联归国华侨。”
个哨兵指着我们位同志突然说：“你在河西抓过我，你是红军，怎么是归国华侨呢？”
刘寅看不妙，让大家快上车，又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了个电å话。八办给苏联驻兰州领事馆打了电话。领事馆来了两辆小卧车，辆在前引导我们，辆跟在我们车后，直护送我们到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的两辆车顺着路边停在八办门口，苏联领ๆ事馆的小卧车前后横着停在他们的卡车跟前。国民党特务再没有明着纠缠，但办事处周围增加了不少警察和便衣。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纠缠，我们任何人都不出门。办事处有栋木结构两层楼，延安来的20่多名青年学生住在楼上，我们住下面平房。我们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租了辆汽车坐到西安，又由á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车将我们送到延安。延安来的青年学生，乘我们来时的汽车去新疆ຆ。这些学生是延安派往新兵营的教员，其中有六位女青年。
新兵营第批回延安有搞报务的，有搞医务的，就这两种人。隰启德是搞医务的，和我们起回到延安。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挺进川陕时，胡曾在医院当护理员，那时隰就是医院院长。
回到延安，我被分到三局五十三分队任报务员，后调到军委二局。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以后，我们由王家坪搬往安塞，碰上从延安城往王家坪搬的滕代远同志。王家坪是个山沟，比较安全。
滕代远问：“你很面熟，是不是三军团的？”
我说：“我是新疆新า兵营的，我们见面是在新疆新兵营。”
军医兽医
洪耀——
我作为西路军的名医务人员，随军进驻迪化，被分配在卫生所工作。卫生所的人来自西路军各个部ຖ队，水平高低不同。大家对战地救护比较熟悉，但其他医务知识缺乏，有些病看不了。在战争年代，既缺医少药，又没学习条件，我们很是为难。卫生所主要是打针治治沙眼和头疼脑热小病。稍大点病，有时请苏联医生，有时送迪化医院。动手术之类的事情，我们都做不了。
193๑7年下半年开始组织医务所，以原有卫生队14名同志为主ว，其中名是从苏联回来的。组织工作由á原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负责。1937年底，苏井观同志随同李先念同志回延安后，由杨锡光同志继任。杨锡光是红五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苏井观和杨锡光是当时医学专家，早在长征时期他们就已闻名。我是西路军总部野战医院的，对于外伤的救护，稍有些常识，但在西路军中，整天打仗，伤员太多，只能为些同志进行紧急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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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所组建起来后，由á于住在总队部，同无线电å排起成立了个党支部，开始时支部书记是荆振昌，后来是杨锡光。
陈云同志回延安之ใ前动员我们学医，挑选了洪耀洪贤奎肖邦林朱月辉朱明辉谢流泉谢华周云超五位同志到盛世才的军医学校学习。同时调肖永汉肖平陈浩萍陈银山谢良洪胡炳孝易良荣王明朝六位到เ新疆兽医学校学习。
我们军医班共40人，主要学习技术。课程有外伤学战地救护外科临床护理手术等。有时是苏联教官上课，有时是盛世才的教官上课。这些人在当时是有相当水平的，教得好，比较认真。我们五个ฐ人在班里学得好，成绩都在前几名。由于延安急需人才，我们没毕业就回延安了。
朱明辉——
1937年底的天，党代表邓发和杨锡光同志前往新疆盛督办处及军医学校，商定由新兵营医务所抽调11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和兽医学校学习。五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学校学习，六名同志到新疆军办兽医学校兽医站学习。大家到学校报了名，并参加了考试，合格之后才被录取。
1938年1月12日，到军医学校学习的同志正式入学，参加了新疆军医学校举行的开学典礼。学制两年1938年1月至1้940่年1月，但我们只学了年半就毕业了。
迪化军医学校规模不大，学习军医的同志就在这个学校门诊部的眼科生理解剖病理药物内科皮肤传染等科实习。军医学校的负责人对新า兵营的五位同志比较客气，加之这五位同志在学习上刻๑苦努力，影响也较好。
卫生所与各大队样，都是直接受工作委员会领导。毕业后，除学兽医的四位同志继续留在迪化工作外，其他七名同志都在19๗40年2๐月6日回到延安。
谢良洪——
我当时在二大队学汽车，于1938年5月毕业，不久被调到卫生所学医。延安来的王韵雪王宪唐李涛等给我们讲文化课。当时的卫生所所长是红四方面军的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
1939年11月，组织决定让我到盛世才的兽医学校学习，同去的还有肖永汉王明朝胡炳孝三人。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部分同志返回延安，我急了，直接找到陈潭秋要求回延安。潭秋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这里也是抗日，都走了这里的工作谁做？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学兽医的同志由á你负责。”
19๗4๒1年11月，我从兽医学校毕业了。前三名都是我们的同志，并得到了钢笔毛毯的奖励。我被分配到盛世才政府，其他人分配到兽医院工ื作。兽医学校校长曾参加过东北抗日义แ勇军，对苏联顾问说：这些人就是不样，表现好，纪律性强，自觉性高，工作交给他们我就放心了。那时，我曾随苏联顾问跑遍了北疆。次我从外地回来，与吉合同志起去看望正在害病的苏联顾问。吉合同志说：“谢良洪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顾问夫人大吃惊。顾问请我们吃饭，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若是都像你们这样的人，日本鬼子根本打不进来。”
194๒2年3月，潭秋同志通知我：不要再上班了，盛世骐被杀，四二阅兵式也被取消。我们在外地的人陆续被调回迪化集中ณ，后被盛世才逮捕，投进监狱。
我在迪化苏联领事馆工ื作
聂洪国——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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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营学习文化，我因左臂上的伤没有好包座战役时负伤，上级要我去苏联莫斯科治伤，我听到后很高兴，便积极准备赴苏。
过了几天陈云同志给我们做报告，动员大家安下心来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他说，如果文化知识不高，要想做好工作是不行的，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或到国外工作更是不行。我听了陈云的讲话，就提出不去苏联治病，留下来继续学习文化。这次学习机会很难得，因此，我在学习中很是积极认真。经过八个月学习，我的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更加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也越发引起了对学习的兴趣。
1938年2月，组织上决定我到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工ื作，负责联络工作，目的是解决我们新兵营的供给问题。盛世才骨子里是仇视共产党和红军的，他对我们的接待，实际是按苏联的意见办的。他离不开苏联的支持，离开了苏联的支持，他在新疆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
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ว义，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大力支持，曾吸收大批中国青年去留学，为ฦ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很多人才，许多留学生后来成为中ณ国革命的领导干部。苏联还答应给予中国工农红军军事物资和技术装ณ备方แ面的援助，我们西路军西征，就是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援助。我们在西征途中，就听说苏联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很多轻重机枪和大炮，还有坦克和飞机，装备我们红军几个师。我们听了很兴奋，都希望早ຉ日拿到เ这些武器装备，回过头来打马家军。
我们新兵营的供给，包括伙食服装办公费取暖费人员每月的津贴等等，名义上是盛世才给的，实际上是苏联按月拨的。这是陈云邓ฑ发同志早已同苏联商定的，我到苏联领事馆，就负责这方面的联络事宜，每月给领事馆预报所需经费和实物的数额，由领事馆给苏联报送支援盛世才的经费总额，里面就包含了新兵营所需的经费。苏联政府拨下来款项和实物后，再由领事馆和盛世才的有关部门分配下来，发到我们新兵营。
我刚到เ苏联领事馆时，很不习惯，很受拘束，觉得领事馆内都是苏联人，自己又不懂俄语，工作中ณ困难很多。可我想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定要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完成组织上给予的任务。到领事馆后，苏联同志很热情，对我也很照顾，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就更大了。我拿出自己的津贴，找当地会俄语的人学习，很快学会了些俄语，特别是些常用的基本词语，学得较好，能和苏联同志进行简单的会话和交谈，从而解决了工作中的很多困难。此后，有机会，我就用半通的俄语向苏联同志介绍中国工农红军为共产主义แ事业英勇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西路军不怕牺牲艰苦斗ç争的历史。苏联同志对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斗争的精神十分钦๔佩，凡是我提出的要求，他们都能满足。
我在苏联领事馆工作了三年。在此期间，我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向苏联同志学习，积极向他们反映情况，所以这期间虽然困难很多，但还是完成了党组织给予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不少见识。
1940年初，新兵营的绝大部分同志完成了学习任务，返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当年秋，又批同志回到了延安。这时，留在新疆的同志不多，我的工作任务已经不大，于是就再三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回延安参加抗日。1941年3月终于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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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班
吉合——
我回国前，正是苏联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肃反运动的时候。193๑8年3月间，“殖民地研究院”逐渐变得冷清起来。各国派来的留学生，不知为什么，陆陆续续悄悄回国了。
天早晨，我走进食堂，里面空荡荡的，好半天不见有人来就餐，就连往常的病号也在夜里回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我困惑不解，但又不好声张询问。当时研究院要求很严，也很神秘。平时部与部之ใ间互不来往，互不见面，很少交谈，所以互相间谁也不摸谁的底细。
那天，我碰上了许之桢，他是中文教员。我问他，研究院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环视下四周，悄声说：“不该你知道的，还是不要问吧？”
那时，研究院归共产国际管。研究院给我请了六个ฐ教员，分别教我英语俄语哲学数学等六门课程。每天由这些教员轮流给我个人上课，其他问题不问不想，集中精力老老实实地学习。
大约4月初的天，又遇上位中ณ国留学生，后来知道他叫贺诚。开头相遇都不好议论长短，因为组织上早ຉ有规定，见面不许谈论与学习无关的问题。不久，又遇上贺子珍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他们都编在中国班，集中住在个ฐ大楼里。又过了几天，组织上通知我去给马明方他们几个同志读报，并且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组织他们搞些活动。由á于经常接触，渐渐跟他们混熟了，当时都用化名，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实姓。然而，通过跟他们交谈，不仅了解了当时政治形势也了解了中国国内的些情况。
有次，我陪他们去政府俱乐部看电影。当银幕上出现斯大林的形象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鼓掌。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无比的崇敬。电影是俄语对白，我就给他们当翻译。在看完电影休息时，我忍不住慨叹地说：“个ฐ统的国家，个政党，必须ี要有个英明的领袖啊！我们在莫斯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这里经常喊王明万岁！”于是他们便跟我说：“王明算什么เ？不能喊王明万岁！”蔡畅ม告诉我说：“中国有领袖，是毛泽东！”这时，在我的脑海ร里，才有了毛泽东这个名字。心想，中国有了领头人，中国就有希望了！
但在当时的场合下，只能在心里高兴，不能ม喜形于色。因为那种紧张神秘的气氛是王明康生手搞的。公开表示拥护毛泽东，他们会给你眼罩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暗自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俄译本的论持久战，开阔了眼界。
每当我掩卷沉思，便想尽早回国。祖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我应当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当我第二次碰到许之桢时，由于我恳切地要求，终于得到了他的支持。当即，他给我写了个地址，让我找中国代表陈琳任弼时同志。
我按他指示的路线和地址找到了代表的住处，陈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他便通知我，组织批准我回国了。他要我马上回去，买两个大木箱，然后到书店选购些军事理论与技术书籍，将木箱装ณ满为止。
我从陈琳同志那里出来，直奔阿鲁巴大街，买了木箱和书籍。次日上午，乘辆小汽车在城内兜了几个圈子之后，便朝东南方แ向的郊区驶去。大约行驶有40里，车子开进个陌生的村落，看样子好像沙俄时期的大庄园。别墅似的院落，四周是木板围墙。这里有几位中国人住着，其中有陈龙朱光柳英等同志，大约20多人，都是等回国才住在这里的。我把书籍搬进屋里，个管事的人给我安排了住处。电子书分享网站
西路军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12
天下午，任弼时同志陪同部长米尔曼，干部ຖ部长鲍尔克夫来了。这天晚餐非常丰盛。任弼时同志举起酒杯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回国了，今天特意为你们饯行！”大家听，兴高采烈，笑逐颜开，频频举杯，开怀畅饮。任弼时同志当场宣布：“回国的40多人组成个大队，由á吉合同志担任大队长，陈龙同志为副大队长。”
当天，我们登上了火车，然后又转乘汽车，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新疆迪化市。在第三招待所的小楼上，驻新疆党代表邓ฑ发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要我们好好休息，选定时机再送我们回延安。在招待所休息期间，遇上黄火青同志，我们是老相识了，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当排长时，他是我那个排的学员，后来当了班长。那时，伍修权同志在我们学校当翻译。
我和黄火青同志促膝攀谈，十分亲热。他打开木箱，见是许多军事书籍，便品评着，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们交谈学习，交谈步校同学们的近况。他见我的本俄文字典很好，很喜欢，我送给了他。我问他在迪化做什么？他说，在迪化反帝会里当秘书长。接着，他向我介绍了新疆的些情况，并告诉我，反帝会会长是新疆督办盛世才。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食宿安排的很好。每餐高级白米，有酒有肉，生活舒适美好，但是拢不住飞向延安的心
半个月后的天，邓发同志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寝室，言谈中有意识地了解我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做了汇报，并把陈琳同志的信交给了他，我说：“您需要了解我的详细情况，可找陈龙同志，他了解我”
陈琳同志在信中着重介绍我的俄文好。邓发同志面看信，面用眼睛审视我。从这目光中，我看出是信任的，友好的。尽管如此，我对自己的去向仍不摸底，颗心仿佛吊在半空，忍耐不住地问他：“明天同志们回延安，我是不是跟他们块走？”